一个普通人之间偶然发生的小小故事，成为本报今日的头条新闻，它吸引和震动我们的，是流动其间那股从容而温暖的人情味。我们期待，读到这个故事的你，心也像沐浴着明朗的春光一样，涌出一种新的力量与朝气。

        发生在南皮的这个小故事，两位主人公都如你我一样平凡，事情经过也并不复杂：捡破烂的老人摔倒了，正好骑车经过的女士很自责，赶紧把老人送到医院治疗，还留下自己的联系方法；没想到第二天老人找上门，一文不少地退回了医药费，因为他承认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，“所以不能让你出这些医疗费”。

        必须承认，小事之所以成为新闻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转折，超越或者说偏离了我们预设的“剧情”：我们以为，撞倒一位卖破烂的老人，冯女士也许会溜之大吉；我们以为，既然有人垫付了医药费，受伤老人也可能会赶紧离去；我们甚至还以为，伤者主动登门不是为感谢，而是为讨要更多的利益……伸向陌生人的善意之手会得到什么回报呢———恼人的官司？莫名其妙的赔偿？无力辩白的窘境？被欺骗甚至讹诈的愤怒和寒凉？我们这些“以为”和假设，其实也非谬想，而是媒体不断渲染的社会活报剧看多了，自然而然生出的危机意识。宝马车主撞了人还打人；南京小伙扶人一把赔上万元；郑州好心女助人反被敲诈，警察袖手路人闪躲，迫不得已登报寻找目击证人……这两年我们被“彭宇案”逼得透不过气来，关于善良和诚实的道德体认，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，前所未有的质疑，进而前所未有沦陷着。

        “道德恐惧症”。这几年，社会不断讨论和焦虑着这个问题。我们失去善的力量了吗？我们需要重构善的机制了吗？我们决定用更多的证据、监督和制度，来保卫善，保卫一些基本的人性和共识了吗？问题是，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一切交给制度？

        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如今南皮一个小小的温馨故事，才令我们顿有“众里寻它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酸痛与惊喜。两个普通人对真诚与善良的持守，难道没有令你发觉，在渴望与拥有之间，我们也许忽略了一个重要境界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———善，如果是社会和谐必需的交际基础，那么对这一人性之美的持守与信仰，是比任何制度都更加起点、更加本质，同时也更加理性和牢靠的力量源泉。为什么冯女士和刘七老人都如此“幸运”？因为他们都是好人。好人遇到了好人，他们会彼此帮助彼此温暖，他们会令自己与对方心里的善意，变得更大、更强、更宽广。这正如冯女士在收到老人退钱之后的感动，以及我们看到听到这一新闻时，从心底涌起的那股暖流一样。

        据说彭宇在走出法庭时叹息了一句，“以后再不会这么冲动了”，许多媒体迫不及待放大了这份难过和难堪的反省。但是，我们究竟期待一个怎样的责任机制呢？我们可以让这机制分担良心的重量吗？当看过彭宇案等一系列“道德警报”，你还敢于做出像那位拾破烂老人和冯女士一样的选择吗？

        其实，我们今天面对的所谓道德“困境”，鲁迅先生早做过鞭辟入里的剖析。他以第一人称叙述的《一件小事》，如果放在当下，很可能会被斥为“碰瓷儿”而招来唾骂甚至毒打。主人公“车夫”的选择，使鲁迅无法不去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道德追问———皮袍下，自己是怎样的一个“小”。但是，到了今天，我们还有鲁迅刀锋一般解剖自我的勇气吗；还是只是让彭宇案这样的事件，“增加了自己的坏脾气”“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”？有人说，发生在南皮的小故事，对于民风厚朴、守信重义的河北人来说其实很自然、很正常，这也证明：燕赵独特的地域文化，实际与这片土地上人民的那种纯净而清澈的对“善”的信念，互为因果。

        “天道有当为，有不当为，天道有常则为其当为，不为其所不当为”。人时有尽，人世很长，生命在其间的虚无与微渺，是亘古不解的忧虑；但人类并没有因为这忧虑而失去笑脸，失去生机，失去期待，正直、诚实、善良等基本道德认知，起了很大的平衡和支撑作用。头版故事里两位普通人的生活经验，给我们重温了这一课———我本善良，做个好人。